既不能最终完成又永远被追求的东西就是telos，而那种一旦达到也就被消费掉的目标则是属于具体行为的，例如一顿饱餐、一笔巨款或一个高职位，这种具体行为的目的一旦被达到，它作为目标就被消费掉，这一具体目标就不再是目标了。

其四，由人与人、人与群体、人与社会的各方面的关系所构成的网络与结构空间，即关系世界。以此为基础，在中国当前的法治建设中，我们必须开始并长期致力于包含如下内容的法治的规范、制度、政策和措施的提炼、确立与落实，即：法律方面以司法独立为第一要义的一系列规范、制度、组织与机构的建设。

由此不难看出，这两种法治理论与实践对法治的向度认识与路径选择，标示着其对现实的人及其生活世界的不同态度。在这个层次里一个人不仅是生物界中的一个个生物体,或称生物人,而是一个有组织的群体里的社会成员，或称社会人。因此，进化主义的法治理论与实践赞赏并抱持消极、被动、守成性的防御性策略。"'自治'意味着人类自觉思考、自我反省和自我决定的能力。它确是人为的，不是由本能决定的。

⑶[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著、邓正来译：《自由秩序原理》（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四章"自由、理性和传统"。摘要：人与社会存在的固有事实与本来逻辑显示，法律的存在是以现实的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为前提和疆域的，法治的生成与运作必然依赖于现实的人的具体的生活场景。[131]3）专著类文献（Monographische Literatur）。

Peter Ratsch （Fn.87），S.22.[111]See Andrea Errera， Supra note 5，at 146—147.[112]穆法注意到，这种法之公理在法学家那里叫做规则（regulae），在（神学）博士们（Doctores）那里称为概要（summae，大全），在辩证法家（Dialectici，即逻辑学家）那里称作主题（theses）或命题（propositiones）（Cf. Peter Raisch （Fn.87），S.58，besonders N.93.）。该学说此后影响数个世纪，并为现代国际私法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学说汇纂》第39卷—50卷第17章（D.39.1.—50.17）。[125]这主要是指对原典的文本（特别是法律渊源文本，即波伦亚手抄本中的优士丁尼法，中世纪皇帝的敕令[谕令]、伦巴第法以及采邑[封建]法等等）进行说明和解释的著作类型，它们包括：①讲义（Lectura）。

See Mauro Cappelletti， John Henry Merryman， Joseph M. Perillo，Supra note 51，at 23。相关的内容，参见：Norbert Horn （Fn.45），SS.345—346。

[2]1282年，在意大利南部，西西里王国联盟解体。这主要是指学者的罗马法（das gelehrte r?mische Recht）在评注法学派时期逐渐得到推广，成为欧洲共同法的重要部分，到了评注法学派时期末尾，学者的罗马法在欧洲大陆绝大多数国家业已成为法律生活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这就是所谓的法则区别说。埃利希，见前注[52]，页343—344。

[137]即，有关（部分地受共同法或学者法影响的）地方特别法之私人记述文献。事实上，评注法学派不可能以法学的科学性之理论宣称来取消法学本身作为实践知识、智慧和技艺的学科性质。《优士丁尼法典》和《学说汇纂》对法学家没有任何用处，因为它们与现代社会没有什么关系，它们对历史学家也没有任何用处，因为它们并非罗马历史上真正实践过的法律。[63]而亚里士多德在《后分析篇》中所阐明的认识论能够帮助他们鉴别基本的法理（ratio legis）或规则（reguk），发现（上已述及的）法学学科的特有原理（principium proprium of scientia iuris），并通过明证三段论（apodictic syllogism，明证推理）[64]获得可能的科学结论，进而达到法的领域的科学性。

Norbert Horn （Fn.45）， S.324。而行动则可以将世界引入新的（人为的）现实，行动不能根据因果律来理解，也不能以随意的方式来理解，而应符合正确推理的法则。

法律规定丈夫必须（自己出资）埋葬妻子。[109]双行体是古代的哀歌（elegia，英文elegy）所采取的韵体。

See 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Geschichte des R?mischen Rechts im Mittelalter， Fünfter Band， Zweite Ausgabe，J.C.B. Mohr，1850，S.607.[56]1200年之前，奥尔良只有一所讲授神学和教会法的文法学校，1235年教皇格列高利九世（Gregory IX，1170前—1241）宣布，教皇洪诺留三世（Honorius III， Pope，约1148—1227）于1219年发布的禁止在巴黎地区讲授罗马法（民法）的禁令（教皇谕令，the bull super Specula）并不适用奥尔良，于是，在奥尔良讲授罗马法成为合法，最早在此教书的（1240年左右）均为意大利学者。[156]Andrea Errera，Supra note 5，at 153。[74]Manlio Bellomo，Supra note 1，at 187。而在此方面著述较多、论述较为广泛的学者无疑是巴尔多鲁，如上所述，他一生曾经撰写过四十多篇专题论著。Manlio Bellomo，Supra note 1，at 184—185。最终，宇宙的不确定性和理性恰象两个柱石，支撑着基督教的宇宙观。

[3]Manlio Bellomo，Supra note 1，at 178.[4]（美）梯利：《西方哲学史》，葛力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页198。[17]亚里士多德在《后分析篇》第1卷第71bl9—25段中将áρχαì（archai，本原）一词解释为真实的、最初的、直接的、更熟知的（更加了解的）、在先的、说明性的东西（true、primary [primitive]、immediate、better known [more familiar]、prior、explanatory）。

See Olivia F Robinson，T David Fergus，William M Gordon，Supra note 5，at 61.[58]萨维尼说这场论辩是1274年在法国的图卢兹大学（Toulouse）进行的，当时拉维尼的雅各业已任敎。[73]Harold Dexter Hazeltine，Supra note 1，at xvii.。

[122]See Olivia F Robinson， T David Fergus， William M Gordon， Supra note 5，at 70.[123]Norbert Horn （Fn.45），SS.355—357，363—364.[124]Norbert Horn， a.a.O.，SS.264—366。所有（当然，神学除外的）其他学问只有得到它们的承认和支持，才称得上是科学。

[160]Andrea Errera， Supra note 5，at 155—156.[161]梅特兰等，见前注[50]，页119。[61]显然，拉维尼的雅各的解释推论（推释）出《优士丁尼法典》原本不明确、甚或根本没有包含的法律意义。艾伯利库斯，出生于意大利贝加莫（Bergamo）地区的罗斯齐亚特（或Rosciate）村，早年在帕多瓦大学学习法律并取得博士学位，曾经著有《学说汇纂》和《优士丁尼法典》之评注，还有关于城邦法则（Statuta/Statutarrecht）[89]的内容广泛的著作（即Opus Statutorum ）以及一本《法学词典》（Dictionarium），[90]他的著述在法律实务界享有很高的声望。③复习资料（Repetitio）。

每一种法的实质一致性确保其逻辑操作的科学性质。他威胁说要对讲授这些错误命题的人予以严厉制裁。

有关这种技术，参见舒国滢：亚里士多德论题学之考辨，《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马玉珂，见前注[9]，页176—177。

（Accursius' Gloss on Digest 1.1.1:civilis sapientia vera philosophia dicitur，id est amor sapientiae.）相对而言，市民科学（civilis scientia）—词出现相对较晚。Olivia F Robinson， T David Fergus， William M Gordon，Supra note 5，at 107.[96]1150年前后，意大利的米兰出现了由私人按照伦巴第习惯法传统编纂的《封建法书》（Libri Feudorum，也写作Consuetudines feudorum，英文Books of Fiefs，一译封土律或米邑律）。

参见梯利，见前注[4]，页228。这样，到处出现的（地方）特别法（ius proprium/Partikularrecht）[47]问题愈来愈突出和复杂，这些特别法问题与罗马法、教会法体系并不一致。比如，巴尔多鲁曾经写过一本《论教会法与罗马市民法之间的区别》（Tractatus de differentiis inter ius canonicum et ius civile），1330年前后，另一位法学家莫尔克勒的布拉修斯（Blasius de Morcone，?—1350）写过另一本书《论伦巴第法与罗马法之间的区别》（Tractatus de differentiis inter ius Longobardorum et Romanorum）。[79]在这两个世纪中，评注法学派一脉人物众多，此处仅择其要者述之。

不仅如此，有资料显示，从公元527年开始，优士丁尼皇帝的法律顾问、东罗马帝国司法大臣（Quaestor/Justizminister）特里波尼安（Tribonian，希腊文Τριβωνιανóζ[trivonianos]，约500—约547）带领其他编纂委员会成员在编纂《国法大全》（尤其是《学说汇纂》）时，已经对他们所摘引的古典时期的法学文献进行过多少有些过分的修订（drastic revision），甚或篡改，并且把这些部分经过他们改造的著作片段置于《大全》之中，它们笼统地称为优士丁尼添加（Justinian's interpolations，当然更确切地说，它们是特里波尼安和其他编纂委员会成员的编纂添加）。故此，如果丈夫在妻子死亡时必须自己出资埋葬她，那么基于当然（更强）理由，丈夫在妻子活着的时候必须自己出资扶养她。

[130]但评注法学派的鉴定意见多为手稿，直到16—17世纪才逐渐被人整理出版。Andrea Errera，The Role of Logic in the Legal Science of the Glossators and Commentators，in Andrea Padovani，Peter G. Stein ed.，The Jurists' Philosophy of Law from Rome to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Springer—Verlag，2007，p.81.另见（英）约翰·马仁邦主编：《中世纪哲学》，孙毅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页13—15。

据认为，这本书是公元5世纪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普罗克洛斯（Proclus，约410—485）的作品或者根据普罗克洛斯的思想而形成的作品，乃新柏拉图主义哲学观念的一个主要来源。《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I），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版，页15—16。